从《金瓶梅》
看一器一物的发展演变史
文/扬之水关于“物色”一词，很早就出现了，其来源为古代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其中就有《物色》篇：“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里的“物色”，指的是自然的物色，自然的景色。小说中的物色，其妙处在于表现生活细节，但另一方面更要做到“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切合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因此，小说中的物色，更多的是生活器具，而非自然景物。当然，物色还有其他意思，比如有动词“寻找”的意思。但明代真正着力于物色、经营文字、铺排情节的小说，可以说一部也没有。有的只是以某器某物来设置关目，如《二刻拍案惊奇》里面的《权学士权认远乡姑白孺人白嫁亲生女》《喻世明言》里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它们就突出情节之巧合与钿盒、珍珠衫等物色的密切关系，但并没有突出这些物色的具体性状，描写过于模糊。且“钿盒”这个词，实际上在明代已经很少用了，不过是借用《长恨歌》的成词。因此，这里对钿盒、珍珠衫看似实写，实则形同虚设，就是虚写，只不过是为了展开情节而加进去的，所谓无巧不成书，它们并非生活中使用的器具，带有道具的意味。很多以器具命名的戏曲小说，也是为了设置关目，突出奇巧。即使是《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虽然涉及很多名物，但都不是为了表现生活的琐碎，并不是生活中的那些瓶瓶罐罐。在这方面，《金瓶梅》与明代的其他小说有很大的区别。《红楼梦》描写大家族的生活，就借鉴了《金瓶梅》这方面的成就。因此，《金瓶梅》可谓当时唯一描写居家过日子并将物色融入故事情节的小说，而《红楼梦》从中借鉴颇多，现代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如《金锁记》里描写的那些首饰，也是借鉴了《金瓶梅》。虽然小说里的物色要表现生活细节，但另一方面，也要做到“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契合小说的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金瓶梅》里的“物”，是物的日常化，是化在日常生活琐碎中，化在人物的心性中，可以使我们了解时代中的生活细节，了解时代中生活的人。《金瓶梅》里的物色，并没有突出其巧其奇，而是展现生活的日常，这也是《金瓶梅》区别同时代其他小说的重要特点。最近《中华读书报》刊了一篇文章——《一部〈金瓶梅〉写尽中国古代服饰》，说：“一部《金瓶梅》写尽天下服饰！一部《金瓶梅》集古代服饰之大成！一部《金瓶梅》就是中国古代服饰的博物馆！”实际上，充其量，明代服饰也未能写尽。可以给高的评价，但不能给极端的词。古代小说中常见的小物件“汗巾”，《西游记》第二十六回，孙悟空说：“我们走脱了，被他赶上，把我们就当汗巾儿一般，一袖子都笼了去。”说汗巾是搁在袖子里的。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陈大郎托兴哥给王三巧捎信物，其中之一是“八尺多长一条桃红绉汗巾”，八尺多长，这是很长的一条汗巾。后来，这条汗巾又被拢在袖子里，包裹在一封书信里。今人会觉得很奇怪，这么长的汗巾，怎么能搁在袖子里呢？但这个汗巾其实很轻很薄，并不奇怪，很有名的西汉马王堆出土的襌衣，身长厘米，袖长厘米，总重才49克。西汉就能做到如此轻薄，在明代更不用说了，可以参看江阴博物馆收藏的明代汗巾实物，可谓薄如蝉翼，轻如鸿毛，完全可以放在信封里和袖子里。▲“福寿”字如意边栏万字白绫汗巾山东邹城鲁荒王墓出土再比如宝钗，小说中也很常见。《型世言》第十二回《宝钗归仕女奇药起忠臣》，也是以物来结构故事的，故事点题“宝钗”，题目就预示了故事，说余姥姥引领锦衣卫王指挥之妻逛灯市，归来后发现头上不见一枝金钗，余姥姥建议打一只一样的钗子。王指挥的妻子说，钗子好打，但里面镶嵌的祖传宝石不好找，价值不菲。后来被人拾到，物归原主，王指挥感激不尽，以各种海南物产答谢。这些足可考见明代的生活习俗。小说中提到宝钗的丢失是因为骑驴，把“升箩大髻”颠得松松的，结果戴的钗子丢下了也不知道。明代的钗，相对唐宋，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唐宋时候，戴钗必须头发梳得很高，甚至必须戴假发。明代插戴方式发生了变化，不需要高髻就可扣上。而且即便是一股，也称之为钗，按道理应该是簪。这些都也可以从《三才图会》和徐俌夫人墓、梁庄王墓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明代笔记中也有相关的资料，透露出钗的插戴方式。宝钗中镶嵌的宝石，价格昂贵，多来自海外。梁庄王墓出土的宝石，有郑和下西洋的背景，因为出土的金锭就刻印了相关信息。中国宝石的镶嵌工艺发展的比较晚，基本上是据宝石的自然形象往上一嵌就完事了，没有进行细致的加工。参照出土文物，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中的细节。▲明佚名《宫装图》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对于酒器的分析，可以先从“一把嵌宝金壶”开始。《二刻拍案惊奇》卷四《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闹》出现“一把嵌宝金壶”，被当作行贿的贵重物品，最后引出了血案。金银器皿嵌宝，在明代很少见，虽然宫廷里有记载。南宋虽然也有记载，但至今尚未发现实物，做得精巧的有各种器皿，但未有嵌宝。但有七宝塔镶嵌宝石，如果类推的话，似乎南宋时做成器皿嵌宝也不成问题。北京永定门外南苑明万通墓曾经出土“金镶宝飞鱼纹执壶”，费城博物馆亦藏有明代的“金镶宝龙纹杏叶壶”，都可以与小说中的“嵌宝金壶”互为参证。▲金镶宝飞鱼纹执壶北京永定门外明万通墓出土▲金镶宝龙纹杏叶壶美国费城博物馆藏壶作为一种器具，属于酒具，又称酒注，亦称酒壶、执壶，或曰瓶。金银酒注的典型样式之一，是壶身瘦削，修颈，细流，钩柄，外口者通常有盖，盖有各种纽，有的特别讲究，有的还有襻索或钩链，如我们现在的茶壶也有的在盖上绑着绳索，防止掉下来。明人又按造型，分为金素、银素，所谓“素”，就是光素无纹，没有装饰。另外，《金瓶梅》提到“团靶钩头鸡脖壶”，名字有点神奇，但如果我们看到实物，就一下子能理解这个说法。另有壶颈短而壶腹圆者，见于严嵩抄家物资中，即所谓“墩子壶”。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金素杏叶壶，大英博物馆收藏有景泰蓝杏叶执壶，其器形如鸡嗉子。另有很多出土的金银器物可以参看，如北京海淀八里庄李伟夫妇墓出土的银六棱花鸟壶、湖北蕲春明代藩王墓中出土的金素杏叶狮顶壶等。▲金素杏叶壶北京右安门外明万贵墓出土金银器具显示了豪华高贵，但真正显示富有还得是玉器。金银器具，见于藩王墓中。而玉制器具，则见于皇帝陵墓，如定陵出土白玉寿字壶，只有皇家才有这种器具，其他人虽或有之，也不舍得用来陪葬，玉是最高级的，金银则显得俗气。▲白玉寿字杏叶壶北京定陵出土壶是注酒器，而锺盏则是饮酒器，用来喝酒的。明代锺盏尺寸造型变小了，由宋元的撇口浅腹而变为敛口深腹。明人所称锺、盏、杯、盌、瓯所指并不固定，从《三才图会》和出土文物中可以其中的混乱。▲《增补易知杂字全书》中的“碗”“盏”图实际应用中，锺的称呼更为普遍，在明代的使用范围很广，饮酒之器可以称为酒锺，吃茶的器具也可以称为茶锺。锺的形制也是五花八门，有柄无柄，平底高足，没有统一的样式。湖北蕲春曾出土一个银锺，上面就刻着“银锺”的字样。一般区分杯子和锺盏，主要在于是否带把，杯子通常带把，而锺盏则不带把，但锺盏、杯都有可能用来泛指饮酒器。又有所谓台盏或盘盏，和通常所称锺盏并没有区别。
扬之水，浙江诸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多年从事名物研究。著有《先秦诗文史》、《中国古代金银首饰》（三卷）、《棔柿楼集》（十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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