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刘云涛 https://m-mip.39.net/nk/mipso_5112763.html张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图像艺术研究所所长、教授。
西汉帛画和画像石中，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执杖老人的出现。综合目前所见执杖形象有三类:一类是老人执杖，如长沙马王堆西汉帛画中老妇执杖（图1）；一类是门吏执杖，如临沂庆云山石椁画像（图2）；一类是历史文化名人执杖，如老子、孔子等（图3）。所执之杖一般为直杖，也有曲杖。帛画执杖人物是墓主，画像石中的执杖人物则还有其他成分，如先人等。
画像位置与杖的形式
石椁画像是画像石的早期阶段，石椁葬式流行于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前年—公元50年）。石椁中的执杖图像主要刻画在侧板，祠堂画像则刻画在后壁。其执杖人物在画面中的位置除门吏和名人外，大多位于画面的右侧方位。
从执杖方式看，凡属老人和名人所执的一般是直杖（也有曲杖），门吏则是曲杖。从执杖人物身份看，马王堆执杖人物是女性，因为墓主就是一位老妇，所以，执杖人就是墓主。临沂金雀山帛画执杖人是位男性，那么墓主应该是男性（图4）。马王堆和金雀山帛画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执杖人物都位于画面的右侧，面向左方，左侧来人似乎是迎候的队伍。另外，两幅帛画执杖人物所持的杖都是短杖，而邹城卧虎山老人所持的杖和微山岛沟南孔子所持的杖则高过人头（图5），庆云山执杖人所持的杖是曲杖，且两人相对立，把守着门户。
执杖老人
画像石中所见最早的执杖老人形象应该是连云港桃花涧石椁画像，其形式与马王堆执杖老妇基本一样，也是执着直杖。该画像刻画在石椁右侧板上，在并列三阙的画面中，一个佩剑扶杖、长须飘飘的老人正在中阙右侧左向踽踽而行。与马王堆执杖老妇的区别是场面的大小:马王堆老妇前呼后应，前有跪迎之人，后有仆从跟随；而桃花涧老人则是形影相吊，孤身一人（图6）。
微山岛沟南石椁画像中的执杖老人则被安排在庖厨画面中。在画像右上部分，一位执杖人正在观赏着厨房里忙碌着的仆人们（图7）。观看仆人干活，也是画像的一个内容，如众所周知的沂南汉墓中观看粮食收获和装仓场面等。沟南出土的另一幅画像，执杖人物伫立在西王母的门口，正俯身接受着一个人的跪拜（图8）。
在济宁肖王庄石椁上也有一幅执杖老人图像，该侧板画面三格，左侧是揖拜，中间是厅堂，右格两老人佩剑执杖左向行走（图9）。其形式与连云港桃花涧的老人相似。不同的是建筑的差异:桃花润老人穿行在阙室间，而肖庄则是厅堂一侧。以上四处石粹画像执杖人物形象和马王堆执杖老妇一样，都是侧面左向，右手执杖，区别是佩剑和不佩剑。
邹城市卧虎山石椁两幅执杖老人画像中，一幅刻画在北椁板内面中心格，一幅刻画在西档板内面，北椁板的老人面左执杖，正在观看相马；西档板则是两位老人执杖，其中右侧老人女性，一手扶短杖，一手还托着两只仙桃，相对的老人是男性，手执一根很长的直杖，杖首是一只小鸟，这应该是鸠杖。这是画像所见最早的鸠杖形式（图10）。
正面执杖的画像见于滕州东小宫村出土的一座石椁墓中，画像刻画在M东石椁的西侧板中心格内，画面左端一人面右躬身拜，右侧三人，左一人面左拱手胸前，右侧两人正面伫立，二人各执一杖（图11）。
刻画在祠堂后壁的执杖老人见于邹城市师范学校附近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该画像和石椁画像不一样，其平面被完全磨光，然后以纤细的线条刻画出各种形象。该画像中心是一座双层楼堂，楼堂左右画面被界为上下两层，其中右侧上层靠近楼堂处刻画了两个身躯比较矮小的人物，各捧着一册简书迎候着一位执杖老人。老人戴进贤冠，执杖，面左，其形态与微山老人基本一样。（图12）
执杖名人
历史文化名人执杖的形象主要是老子和孔子。较早见于石椁墓的孔子见老子图像是微山岛沟南出土的一座双石椁画像石墓。该画像刻画在石椁右侧板的左端，表现的是孔子率弟子们晋见老子的场面，但作为长者的老子赤手空拳，执弟子礼的孔子却手扶一柄“弓”形曲杖。该石椁墓葬的年代和前述沟南石椁墓大体一样，都是西汉晚期的产物。
在嘉祥纸坊镇敬老院出土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中，老子和孔子一样，手里也有了一根曲杖，而且连“周公辅成王”图像中的召公手里也添了一根曲杖（图13）
从孔子执杖到孔子和老子以及召公都有杖可执，再到东汉晚期只是老子执杖，执杖名人的形式经过二百年的沿革，在画像石中最终被定型为老子的专利。
关于杖的形式，早期的直杖和曲杖，含义有所不同。直杖一般为老人所执，曲杖则是门吏的准备。直杖是年老的象征，曲杖则是一种工具或者武器，大概就是秦汉时期用于除盗的兵器或打*的桃杖。但是，在民间，直杖和曲杖也许没有十分严格的区别，所以，同样在微山岛沟南石椁画像里，既有持直杖的老人，也有秉曲杖的孔子，而且后来的孔子、老子乃至召公等人都是执着曲杖。从老人到历史文化名人，早期的一般都是直杖，晚期则改换成了曲杖。
执杖门吏
至于作为武器的曲杖一种是庆云山门吏所执的形式，和后来孔子、老子所执的基本一样；另一种则是枝桠式的，如微山岛沟南村出土的石椁画像中门吏所执，完全是树枝的样子，而这里的门吏又不同于庆云山。沟南画像中的门吏是西王母的门吏，是神的护卫。同样的形式在二百年后的沂南汉墓中也有发现，例如沂南墓墓门中心立柱正面的羽人手里握着一截树枝状的东西，应该就是专门用作打*的武器桃杖。从庆云山门吏所持的曲杖，到沂南汉墓“方相氏”所持的曲杖，形式完全一样，而沟南神的侍卫所执的桃杖和沂南羽人所执的桃杖也大同小异，其作用基本一致，都是辟邪的道具。
杖与鸠杖
杖，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生活用具，但在两汉时期却被朝野认定为一种象征，一种札品，一种身份地位的标志。杖的这种变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河下游地区最早见到“杖”一类的现象是距今六千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当时的墓葬里有随葬獐牙勾形器的习俗。从考古资料看，凡獐牙勾形器大多随葬在成年男性的墓葬中，而且其位置在骨骼的右侧，其成年男性还有一个突出标志是拔掉犬齿。结合民族民俗学资料，大汶口的獐牙勾形器实际上就是一种“杖”，而拔齿又与力量相关，有力量的人同时拥有“杖”式武器则表明了“杖”的用途就是“示威”，随葬地下则是辟邪。
在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的“杖首”被装饰成鸠鸟的形象，表明至少到了战国时期，杖的用途有了新的变化，那就是“敬老”。这件杖首刻画了一只鸠鸟背负着一只小鸟，口里还衔着一只小鸟。如此表现的意图就是要告诫人们不忘父母哺育之恩，养育之情；所以《后汉书·礼仪中》就把鸠鸟直接比做老人，在杖上装饰鸠鸟就是寓意敬老。
杖与两汉敬老
大约从汉文帝开始，敬老尊老遂成为一种时尚，并渐渐演化成为一种制度、一项国策。朝廷不但每年都要举行敬老活动，给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颁发几杖、羊酒、糜粥、布帛，而且皇帝们还动不动直接邀请些年事已高的老人共赴盛宴，以此来教育和影响全社会，尊老敬老。
几杖作为养老的象征，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成为定制。如《太平御览·时序部·秋上》引《礼》:“八月之节……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汉书》在文、景、武、昭、宣诸帝纪遵老养老诏令中虽然没有关于赐几杖的条款，但却有文帝赐几杖给吴王、武帝赐几杖给淮南王及淄川王的记载。另外，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汉简中有一篇《王杖诏令》，明确记载了朝廷颁赐几杖以及违反规定如何处罚的事例。如“元延三年”简载:“高皇帝以来至本始二年（前—前72），朕甚哀怜耆老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吏民有敢骂詈者，逆不道。……得出入官府，节弟（第）行驰道中，列肆贾市毋租。”“制诏御史: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趋。吏民有敢欧（殴）辱者，逆不道。”“汝南郡男子王安，世坐桀黠击鸠杖主折，伤其杖，弃市。南郡亭长司马护坐擅召鸠杖主击（羁）留，弃市。长安东乡啬夫田宜坐击鸠杖主男子金里告之，弃市。陇西男子张汤坐桀黠欧（殴）击王杖主，折伤其杖，弃市。亭长二人、乡啬二人、白衣民三人，皆坐欧（殴）发、辱王杖功，弃市。
武威汉简提到的“王杖”，在《后汉书·礼仪上）载曰:“养三老、五更之仪……皆服都紵大袍单衣，皂缘领袖中衣，冠进贤，扶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斋于太学讲堂。……三老升，东面，三公设几，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祝鲠在前，祝噎在后。五更南面，公进供礼，亦如之。”这里明确规定，只有“三老”才有资格扶王杖，而且，上堂后，“三老”要被安排在上首的位置，“东面”，由三公九卿和皇帝亲自侍侯。“五更”则“南面”，处下手。由此可见，汉代对于敬老仪式的重视和区别。
武威汉简明确说明在杖首装饰鸠鸟的形象，就是要其醒目如“节”，让人们老远就知道。在这里，鸠杖又称王杖，应与皇帝颁赐相关。持杖之人可以自由出入官府，见官还不用“趋”（小跑步），外出时还可以走驰道，做买卖还减免租税，如此地位和特权，充分体现了西汉时期对尊老敬老*策的高度重视。这还不算，假如有冒犯持杖之人，还有相应的法律处罚，仅仅是殴打或侮辱了老人，就以大逆不道的罪行斩首弃市，甚至有的罪人还连累到亭长、乡官们被“弃市”。如此严厉的处罚，恐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这也可以看出西汉早期对于尊老敬老以及孝道等道德规范的重视程度，是何等之高了。
到了东汉，颁赐老人几杖遂成定制，如《章帝纪）章和元年（87年）秋，“令是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礼仪中》“仲伙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脯之糜粥。”
至于画像中执杖老人的身份:一类是墓主本人，如马王堆的老妇、沟南视察庖厨的老人等；一类还可能是墓主的先人，如沟南站在西王母门口接待跪拜者的老人、邹城祠堂画像中被迎接的老人；还有一类很可能就是西王母式的仙人们，如卧虎山的女性执杖者，手里拿着仙药，旁边还有仙树，有乞求仙药的动物等，其仙人的属性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墓主本人画像犹如今天的生前照片，墓主被迎接到一个新的去处，是对死者和生者的一种安慰。从帛画上看，马王堆的老人是去了一个神仙的世界，一个为人首蛇身神灵主宰的世界。而微山沟南的老人则是去了西王母的世界，而且，还代表西王母迎接了后来的亲属。这种迎接后死者的画像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它表明，在死去的世界里，既有西王母那样的神灵，也有自己的先人，而且先人们已经进入了仙界，修成了正果；所以，死亡虽然无奈，但是不必恐惧，那里其实是比生前还要美满的社会，死亡就是和先人们团聚。
至于为什么要在墓葬画像中安排老人的题材，还有一个意图就是教育和告诫后人莫忘父母之情。
不忘旧情是贯穿整个两汉王朝的心结。汉武帝对李夫人的怀念，演化出了一个“西王母情结”，并推波助澜了两汉时期情感文学的发展。除了《史记》、《汉书）等文献外，两汉时期出土的大量铜镜铭文，也在字里行间牵肠挂肚地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亲情旧情。比如，西汉前、中期（前—前50）铜镜铭文中的“长相思，勿相忘”、“久不相见，长勿相忘”、“愿永思而毋绝”等语句，曾经成为一种流行样式在社会上传播，被众多人们所接受。按说，铜镜上铸造铭文，较之竹简木策的书写应该是更为困难的，而且也受很大的局限；但是，即使在有限的方寸之间，人们还是喜欢将“长相思，勿相忘”的主题词语铸造在铜镜上，希望其如金石一样不朽长存，可见当时人们对于情感的留恋是何等的深切。
重视情感的时尚，体现在家庭之中莫过于生离死别，而老人们的死亡和儿童的夭折，对于家庭成员来说是最大的痛苦，特别是当汉文帝大力提倡“孝道”思想后，尊老敬老在得到社会公众赞赏的同时，也还可以得到诸如升官发财等物质实惠，则敬老就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就是为什么墓葬题材中要安排老人形象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民俗研究》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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