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是战国时代著名的贤君。他执政期间，启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等众多贤臣良将，背倚韩、赵，西御强秦，南抗蛮楚，令魏国一度坐上了东周霸主之位。
在世人看来，魏文侯为人礼贤下士、尊信守义，取得如此辉煌业绩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曾有一次天降大雨，魏文侯与大臣喝酒正在兴头上，却突然命人备好马车，将要外出。左右大臣吃惊不已，纷纷上前劝阻：“今天饮酒正高兴，况且外边又大雨倾盆，您这是要到哪去？”
魏文侯平静地回答：“我之前和虞人（掌管山泽的官员）约好今天田猎，虽然现在喝酒喝得尽兴，可我怎能不去赴约？”
说完，他就立即率领车队出发了。大雨倾盆之下，园囿内泥泞湿滑，参与打猎之人都累得疲惫不堪，魏文侯也不例外。雨天打猎确实是自讨苦吃，可魏文侯的言必行、行必果却深深触动了魏人，魏国国风从此大为改观。所以说，魏文侯守信重诺，虽然疲惫了自身，魏国却得到了治理。
古人谈魏文侯雨天田猎，多从信义角度出发。
不过，先秦之时田猎还别有一层深刻的含义。周代的田猎，因季节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叫法：春天的田猎叫“春蒐”，夏天的田猎叫“夏苗”，秋天的田猎叫“秋狝”，冬天的田猎叫“冬狩”。田猎，不但是贵族日常嬉戏游乐的休闲方式，还是当时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至少在春秋之前，一国的军队士卒都不是职业战士，而是隶属于各大“籍田公社”的农民。各级贵族需要定期组织农民进行各种田猎活动，以训练士卒的军事技能，这就是所谓的“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以此而言，魏文侯雨天组织田猎活动，更可能是要考查魏军在恶劣天气下的军事备战状况。能在欢娱之时不忘军事备战，充分证明了魏文侯的励精图治不是空谈。
子曰：“君子以义为质（以义理为本质），礼以行之（依照礼节实行），孙以出之（以谦逊的语言说出来），信以成之（用诚实的态度完成它）。”魏文侯不但是位开明国君，更是一位符合孔夫子为人标准的优秀“君子”。
不过，魏文侯的“君子”形象，却意外遭到了魏国史书的挑战。
公元前年，没落的晋国突然传出一件大丑闻：国君晋幽公夜晚与妇人幽会，竟然被一盗贼杀害了！魏文侯得知此事后，果断地派兵前往镇压，随后又立晋幽公之子姬止为君，是为晋烈公。
晋幽公是晋哀公的儿子，名柳。他继位后，晋国公室仅剩下绛（应为新绛，今山西新绛县横桥乡一带）、曲沃（今山西曲沃西南）等地，所辖领土已远不如韩、赵、魏三个卿族。虽然韩、赵、魏三家这时还没有被封诸侯，可在如此情形下，晋幽公也不得不反朝于韩、赵、魏之君。
如今晋幽公又闹出了这么大的丑闻，让人不得不感叹晋国衰败的必然：堂堂一国之君不励精图治求发展，却如此蝇营狗苟地生活，三家不代晋哪还有天理？
可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
如果晋幽公被杀仅仅是盗贼所为，还需要魏文侯出兵平叛吗？如果这场意外需要魏文侯出兵镇压，是不是就意味着刺杀晋幽公背后的势力相当强大？
要探寻这一事件的真相，恐怕还得回到十五年前。
《竹书纪年》记载，公元前年，晋幽公与鲁国上卿季孙在楚丘（今山东曹县南）会见。历史上，晋、鲁二国长期交好；即便是在齐景公趁晋国六卿内乱率领诸侯反晋的那一特殊时期，鲁国都不曾直接参与反晋。因此，这次晋幽公会见季孙，看不出任何异常。
可奇怪的是，二人会见结束后，鲁人就突然出兵攻占了葭密（今山东菏泽西北之葭密集），并在此地筑城！魏氏领地多在中原；葭密，也是魏氏领地之一。晋幽公与季孙会面之后，鲁军就出兵攻占葭密，足证他试图拉拢诸侯来对抗韩、赵、魏三卿族。
还不仅仅如此。
崤之战结束后，秦、晋就成了世仇，长期不再往来。晋幽公继位后却娶了秦女为夫人，可见晋国公室已经与秦化敌为友，矛头隐隐约约也是对准了三卿。或许正因晋幽公有了秦国作后盾，魏文侯对于鲁国攻占葭密之事才迟迟没有进行报复。
不过，“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当年晋出公勾结诸侯来压制韩、赵、魏三家，结果反倒被赶出晋国，死在了楚国。韩、赵、魏三家已完全掌控了晋国国政，公室想要翻盘，几乎已经不可能。
更糟糕的是，晋幽公私生活极不检点，经常在外与情人鬼混。长期如此，晋幽公与秦女之间的矛盾重重，夫妻关系也闹得越来越僵。
《竹书纪年》记载：“（晋幽公）十八年，晋夫人秦嬴贼公于高寝之上。”秦嬴，即晋幽公夫人；公，即为晋幽公；高寝，就是晋幽公高祖之寝庙。结合《史记·晋世家》的记载，就可知这次晋幽公假借祭祀高祖之名与情人幽会，引得夫人秦嬴醋意大发，一怒之下竟派人刺杀了晋幽公！
公室突逢大乱，卿族渔翁得利。
魏文侯立即派兵大举进驻公室，镇压了秦嬴之乱，完全控制了公室。在晋幽公勾结诸侯侵占魏氏土地十五年后，魏文侯终于抓住时机、成功报复了公室！
这次内乱过后，晋国公室再也无法翻身。
又过了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大力贿赂周王室，重演曲沃代晋故事，让周威烈王封三家为诸侯。至此，三家成功分晋。
回顾晋幽公被杀事件的整个过程，魏文侯当然不只是替公室平乱这么单纯。十五年前，晋幽公与鲁人相互勾结而侵占魏氏土地，魏文侯不可能丝毫都不在乎。然而，魏文侯一直隐忍不发，忍了足足有十五年。直到公室内乱爆发，魏文侯才趁机发兵平乱，不但彻底控制了公室，还消除了秦国插手三晋内部事务的隐患！报复手段如此隐蔽，让世人大多只看到了晋幽公的淫乱，而鲜少有人能看到魏文侯的权谋。身为晋臣却如此处心积虑地设计晋君，可见在魏文侯“君子”风范的光鲜外表下，还隐藏着另一副面目。
即便如此，魏文侯毕竟为魏国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仍然称得上是位有作为的明君。《史记·魏世家》就提到：“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能不战而屈人之兵，魏文侯的文治武功，足以闻名于世。
不过，似乎太史公很快又自食其言了。
《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文侯二十四年，秦国大举入侵魏国，“至阳狐”。魏文侯二十四年，以《史记》时间线而言，相当于公元前年；阳狐，即今山西垣曲东南一带。秦国入侵到了阳狐，意味着秦军不但突破了崤函天险，还渡过黄河，深深入侵到了三晋腹地！此时的秦国，还远没有商鞅变法后那么强大；如果秦军能如此轻易突破名将吴起镇守的河西而深入魏国腹地，魏文侯任人唯贤、变法图强的成果又体现在哪？
不但如此，到了魏文侯三十五年（公元前年），齐国又入侵魏国，攻占了襄陵（今山东邹城）；三十六年（公元前年），秦国侵占了魏国阴晋（今山西华阴市）；三十八年（公元前年），魏国对秦发起反击，却在武下（今陕西渭南华州区东）遭遇败绩……。
接二连三的败绩，令人不得不产生怀疑：难道魏文侯的文治武功都是后人粉饰的结果？
或许，这又是太史公误记而引发的疏漏。
太史公记载，魏文侯执政是从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共三十八年。可如果按古本《竹书纪年》之说，魏文侯是在公元前年继位、公元前年去世，相当于周贞定王二十三年到周安王五年之间，共计五十年。以古本《竹书纪年》的时间线看，公元前年以后魏国遭遇的历次败战，都发生在魏武侯执政期间。
魏文侯执政时，深知魏国与秦、齐、楚等多个强国为邻，外部环境相当恶劣。为确保魏国抵御外敌时无后顾之忧，魏文侯一方面任人唯贤，另一方面致力于三晋内部的团结，以确保一致对外。可魏武侯继位以后，就大改父亲在位时与韩、赵和睦相处的国策，处处仗势欺人，导致三晋之间冲突不断。后来，又因为魏武侯的多疑，将吴起逼出了魏国。外部不能团结三晋，内部又有重臣出逃，齐、秦等大国趁机大举入侵、攻占了魏国多处领土，岂不是更加正常？
就此判断，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魏国世系，其实更加合理。
然而，阳狐之战的疑虑仍在。
魏文侯时期，与秦国作战频繁，有胜有败，但绝大多数时期都占据了上风。况且此时吴起担任河西之守，长期对秦国保持进攻态势，将魏国领土向西扩展到北洛河一带，令秦人不敢东向窥视。如果秦国能在魏文侯之时能进攻到阳狐，恐怕吴起早就被撤职了！可终魏文侯之世，吴起一直担任河西守，这足以证明他驻守的防线并没有出现过大疏漏。
以此而言，秦人不太可能在魏文侯时期就进攻到了阳狐。
在魏国，其实还有另一处带“狐”的地名，这就是令狐。令狐位于今山西临猗西部，虽然也在黄河以东，但从春秋时起，这一带就处在秦、晋边界线上。令狐对岸的今陕西省韩城市，就是古梁国所在，而古梁国在春秋初就被秦国吞并了。秦穆公护送晋文公回国，渡河后第一战就是围攻令狐；后来秦康公护送公子雍回国，也是在令狐被背信弃义的晋人偷袭而遭遇了败局。以战国初秦、魏两国态势而言，秦人通过令狐而入侵魏国，显然更加合理。
虽然，魏文侯时对秦国整体占据上风，可魏国并不是常胜无败。《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在担任上地守时，李悝曾频繁警告左右壁垒的军队：“警惕敌人，他们早晚会来进攻！”可警告多次后，敌人却始终没来，魏军因此而懈怠了。数月之后，秦军突然发起进攻，几乎将李悝的守备部队消灭殆尽！
李悝所驻守的上地，包含今天陕西榆林、绥德、富县等地。秦国能攻破魏军防线，说明了彼时秦军实力并非羸弱不堪。以此而言，秦军能从古梁国强渡黄河偷袭令狐成功，也不足为奇。古梁国，恰好位于魏国上地与西河之间；这一带的防御，吴起当然不是第一责任人。所以，虽然秦军突破了魏军防线，可吴起并未受到牵连。
综合以上分析，阳狐之战更可能是令狐之战。即便如此，这也是魏文侯时期的最大挫折了。因为令狐虽然处在边境，可距离魏国都城安邑（今山西夏县）并不太远。被秦人直接威胁到了安邑，如何不算是一次重大挫折？
综合以上信息，可见《史记》对于魏国历史的记载，多有疏漏。鲁迅先生曾评论《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充分肯定了其学术价值。然而，对于先秦史，《史记》之说却往往存在各种疏漏，为当今学术界所不取。
不过，结合《竹书纪年》等其它幸存史料，后人往往能从另一角度认识到历史的真相，这也是一件幸事。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奈何真相却往往由于史料的佚失而被后人遗忘。通过对比不同的史料来发现、发掘历史的真相，这或许是研读历史的另类乐趣吧！